苏州的气质，常常藏在两种画面之间。
一面是小桥流水、粉墙黛瓦的江南古城；另一面，是金鸡湖畔林立的总部楼宇、实验室和产业园区。前者可以让人们在街巷园林中触摸苏州的历史，后者则让苏州深度嵌入全球产业分工。
5月22日至23日，亚太经合组织（APEC）第三十二届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行。作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窗口，苏州再次被置于亚太经贸合作的聚光灯下。
在苏州开放版图中，苏州工业园区始终是一个特殊坐标。这里不只是苏州对外开放的窗口，也是一座持续更新的大型创新载体。
在这里，一项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，一家家企业从初创走向上市，一条条产业链从零散分布走向集群式发展。这些不是靠某个环节的单点突破，而是有赖于一套系统能力的长期托举。
以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园区投控”）为代表的国资平台，正是这套系统能力的构建者之一。它不只是园区的开发建设者，也在产业、资本、空间和人才之间，承担着连接、配置和长期陪伴的角色。
“园区的‘早’，不是偶然的。”园区投控党委副书记、总裁盛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，中新合作国家战略赋予园区先行使命，也让园区较早形成了对标国际、敢闯敢试的意识。更重要的是，园区始终坚持“一张蓝图绘到底”，在规划、产业和机制上保持长期定力。
苏州工业园区的起点，源于开放。
1994年，中新两国政府签署《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》。从一片水乡洼地起步，园区在规划建设、城市运营、产业发展、社会管理等方面形成独特优势。
30多年后回看，园区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，远不只是“学到了什么”，更是如何将外部经验转化为适合本地实践的创新组织能力。
“早”，是苏州工业园区发展过程中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。
在盛刚看来，“早”背后有三重原因：一是站位早，中新合作赋予园区先行先试的使命；二是定力早，规划刚性执行，不折腾、不摇摆；三是布局早，园区从2000年前后即聚焦生物医药、纳米技术、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，以“十个一”机制持续培育产业。
这套机制的重要性在于，它没有过度依赖招商引资来推动产业发展，而是先谋定而动、先立规再发展、先育生态再引产业，以长期主义换高质量发展。
比如，对于硬科技企业而言，早期往往面临研发周期长、资金压力大、市场验证难、供应链不完整等问题。如果只提供厂房和政策，很难真正支撑创新企业走完从技术到产品、从产品到商业化的漫长路径。
园区的做法，是围绕产业方向持续配置空间、资本、平台和服务，让企业在不同阶段都能找到相应支撑。它不是只做“项目落地”，而是更早开始思考“产业如何生长”。
这与本次APEC贸易部长会议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形成呼应。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，亚太合作已不只是扩大贸易规模，还包括数字经济、绿色低碳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议题。
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践，正是这种变化的缩影：它从学习国际经验开始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产业培育机制、国资平台能力和开放合作网络。
在传统理解中，产业园区首先是一种空间形态——厂房、楼宇、道路、配套设施，共同构成产业集聚的基础。
但在苏州工业园区，产业园区不只是物理空间，还可视为一种产业组织形态。
过去多年，园区国资国企围绕生物医药、纳米技术、人工智能及数字产业、新能源及绿色产业等方向，建设运营了一批专业产业载体。到园区开发建设30周年时，园区国企已建成1000万平方米产业类载体，主要产业载体集聚了大量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和创新企业。
这些载体的价值，不只是团队创业或企业生产的场所，更在于它们已成为产业链、创新链、资金链、人才链交汇的枢纽。
以生物医药为例，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聚集了数百家创新药械企业，成为国内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集聚区；在纳米技术领域，苏州纳米城和相关公共服务平台，支撑了一批材料、器件和装备企业从科研成果走向产业化；再看人工智能和数字产业，苏州国际科技园等国有科技载体，长期承载着园区数字经济和科技企业培育的功能。
近期，AI基础设施和光通信产业的爆发，让苏州的产业生态又一次被看见。
从光芯片、光器件、光模块，到PCB、交换芯片、光纤光缆、测试仪器，一批苏州企业密集分布在AI算力硬件产业链的关键节点上，其中不乏中际旭创、盛科通信等园区成长起来的企业。
创新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，有赖于当地政府部门、产业企业和创新资本的共同支持。
在这一过程中，园区投控所代表的国资国企平台，也在经历角色变化。
在苏州工业园区，国资国企不只建设和运营物理园区，还能够理解产业、配置资本、链接资源，并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接续提供支持。曾经，它们被视为开发主体和载体运营者；如今，则在从“房东”走向“股东”，再进一步走向“产业运营商”。
中际旭创的成长，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。
2007年，留美博士刘圣受邀回国创业，在苏州创办旭创科技。此后，园区相关国企基金管理机构、产业类载体和人才政策持续支持企业成长。多年之后，旭创科技通过并购进入资本市场，成长为全球高速光模块龙头企业之一。
今天回看，这不是一笔简单的早期投资，而是一次长期产业陪跑。
一座城市开放合作的成效，最终要落实到企业和人的选择上。
招商可以依靠政策和成本优势，但让企业长期留下，需要更深层次的产业生态能力。
盛刚认为，苏州的特别之处，在于古典与现代共生、精致与开放并重。具体到园区，高水平产城融合不能只看产业项目，还要看人才愿不愿意留下、企业能不能长期成长。“以高端产业集聚人才，以完善配套支撑产业”，是园区推进产城融合的重要逻辑。
对科技创业者而言，选择一座城市，也是在选择一个创新系统。
研发是否有实验平台，产业化是否有制造能力，融资是否有资本供给，建团队是否有生活配套，国际合作是否有开放通道，任何一个环节缺失，都会抬高创新成本。
苏州工业园区较早把这些要素放在一起考量。在他们看来，产业载体不只是楼宇，创新资本不只提供资金，城市配套也不只是生活服务。这些共同构成了创新创业者工作、生活和休闲的基础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园区投控的工作要义之一，是在更长周期里降低创新发生的综合成本。
APEC贸易部长会议期间，苏州将再次向世界展示开放型经济的城市样本。但如果只用外贸规模、外资项目和产业产值来理解苏州，可能仍然不够。
过去30多年，苏州工业园区更深层的变化之一，是把开放合作沉淀为一套可持续运转的创新产业培育机制。
它从借鉴新加坡经验开始，在本土化实践中形成产业培育机制；通过国资平台、专业载体和产业基金，长期陪伴科技企业成长；又在“引进来”和“走出去”之间，推动开放合作从单向招商走向双向奔赴。
这不是一套可以快速复制的经验。
它更像是一种长期主义的结果：持续投入，持续服务，也持续更新对产业、城市和人的理解。
当国际代表齐聚苏州，讨论开放、合作与创新时，苏州工业园区提供的启示或许在于：真正有生命力的开放，不只是把世界连接进来，更是让创新在一座城市里持续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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